“大炮”响了四十年

作为全国工商联的副主席,有时跟地方领导一起交流,碰到对方说出一些“外行”的话,保育钧会当面训斥他们“脑袋有问题”。两个月前的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上,他还激烈地发问:“这些年来我们什么时候让市场做过主?都是当官的做主,政府投资为主!”

只要是他关心的问题,他总会说出别人不敢说的话,并且从来不会小声。有时候“他会把桌子拍得咣咣响,甚至咬牙切齿”。

谁也没想到,在5月的最后一天,这个“看不惯就会开火的大炮”突然冷却下来,然后就静静地熄灭了。从博鳌论坛回来后,保育钧的身体开始出现状况,5月8日被诊断出肺癌晚期,20多天后便匆匆离世。

1967年进入人民日报社,1996年转入全国工商联,2016年去世。前30年,保育钧在人民日报社,遇上了新中国风云际会的激荡年代。后20年,他又在工商联赶上了中国经济的跨越转型。

“或许是历史的宿命,保老师刚好参与了我国改革进程中的两个重要方面,知识分子政策的重新表述和民营经济政策的演变。”保育钧的学生,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感叹,“他没有辜负历史提供给他的机会。”

1977年,第二场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。时任人民日报社科教部主任的保育钧安排参会的两位记者把当年“”如何炮制“两个估计”的过程写成内参。
更多精彩尽在这里,详情点击:http://yunxunmi.com/,捷克这“两个估计”把知识分子定性为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”, 是恢复高考的最大思想障碍。

9月19日上午,手握这份内参对时任教育部领导说,“赞成中央方针的,就干;不赞成的,就改行。”随后,1977年冬和1978年夏,全国共有1160万人报名参加高考,成为当时世界上规模空前的考试。

高考恢复后,中央马上又开始着手落实知识分子政策。保育钧参加了中组部的会议后,便以讲线多字的文章《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》,文章认定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,不再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。以这篇文章为拐点,大批知识分子摘掉“臭老九”的帽子,重新被重用,不少人的命运得以改变。

到工商联以后,他又在1998年和2002年两次以全国工商联的名义向全国政协提交提案,提出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要一起保护。最终促使全国人大在2004年通过宪法修正案,保护合法私有财产。

“中国百年的灾难,束缚了两个最有创造力的阶层,知识分子和民营企业家。”祝华新感叹,“保老师一生都在努力推动这两个阶层的解放。”

保育钧的追悼会,定在6月一个周末的上午。四五百人顶着太阳的暴晒,排起长队等待吊唁。人群里有保育钧在人民日报社和全国工商联时的同事,也有不少提着公文包,皮肤白皙或者黝黑的商人。一些企业家只是在某次会议上听到保育钧的发言,就从全国各地慕名赶来,“为保主席送行”。

“真话实话无私无畏,忧国忧民尽力尽忠。”在追悼会现场,河北农民企业家孙大午送上这样的挽联。

孙大午曾是个有亿万家产的“养鸡状元”,2003年被判“非法吸收公众存款”罪。从看守所出来后的第二天,跟他毫无交集,当时已是副部级领导的保育钧到家中看望,鼓励他“你没有错,要继续做下去。”

孙大午事后回忆,自己落难时,原本围在自己身边的官员或落井下石,或避而远之,保育钧的到来和安慰让他感动得哭到“说不出话”。

“民营企业原罪应该是原功,最初民营企业被剥夺了自由,那时候他们勇敢突破规章搞创业,这是功劳,不是罪过。” 每当有机会,保育钧就会在不同场合为民营企业正名。他的助手朱娜说,不管在任何场合,只要有关民营企业的线多岁的老人总是忍不住要发表意见,看到与改革唱反调的论调,他脾气就会变大。

国家承认民营企业是“重要的经济支柱”,从党的“十六大”上第一次出现6位民营企业家代表,到“十八大”上的34位,其中的变化让保育钧感到兴奋。但他还是担心“国家态度很好,但各级政府落实的还是不行。”“过去靠政策,现在要靠制度,靠法治。”

“我和一些官员接触,和他们谈民营经济,他们就是不说话或者说一些面上的话。”每到这个时候,保育钧又会“放炮”。

保育钧“放炮”的时候,场合和身份从来都不是挡箭牌。两年前的一次会议上,国家某部委领导刚开口说话:“我们一直都很支持民营企业。”坐在对面的保育钧立即把话堵了回去:“我最讨厌说假话空话。我们说点真话行不行?”

事实上,“平等”是保育钧一生都在追求的理想状态之一。1984年,35周年国庆时,广场上举行了阅兵和群众集会。在游行队伍经过观礼台时,北京大学的几个本科生忽然举起一个用床单制成的简易条幅,上面印着“小平您好”4个大字,这个画面被在场的记者捕捉下来。

这个标语没有注明的职务,也没有常用来赞颂领袖的“万岁”。在当时,刊发这张照片属于报社的“自选动作”,需要承担很大的政治风险。

后来,靠保育钧拍板,照片才得以登在10月2日《人民日报》的第二版。“它道出了人民与领袖的平等关系,同时反映了人民对领袖的感情。”在一次采访中,保育钧回忆。

“出现一个保育钧固然是个人的努力,但相当程度上也与当时大环境有关。”祝华新说,“80年代发生的很多事情在现在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,但这就是80年代。我们党大彻大悟,充满理想主义情怀的年代。”

祝华新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,那个年代,人们见惯了平等坦诚的风气。因为身材魁梧,又是个大嗓门,即便已经做到报社副总编缉,记者、司机、印刷厂工人依旧习惯称保育钧为“大保”。

人民日报社的老记者吴长生还记得,上世纪90年代初,保育钧前往上海筹创《人民日报华东新闻》。晚饭后大家一起打扑克牌,被“捉猪”的他,照样接受“钻桌子”的惩罚。“生活中与大家打成一片的大保,没有一点儿官架子,就是一个嘻嘻哈哈的大朋友”。

外号“大炮”的保育钧有时也会发一些“无名火”。人民日报社资深记者孟晓云回忆,有次自己去保育钧的办公室,刚好碰到他正在发火,看到有人进来,保育钧不分青红皂白就把火气倒在了自己头上。孟晓云感到委屈又生气,也摔门而去。过了一两天,本以为事情都已经过去的孟晓云发现,自己的办公桌上多了一张字条,打开竟然是保育钧写的道歉信。

人们似乎很难想象这尊态度强硬的“大炮”也有柔软的一面。在一次拜访中,孙大午看到保育钧正摆着双臂,一步一停地带着孙子学走路。孙子摔倒后,保育钧依旧站在原地,告诉孙子“跌倒了要自己爬起来,重新再来”。

实际上,保育钧曾在《我这四十年》一文中写道:“风口浪尖上,树欲静而风不止,多次被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,喝了几口水,没淹死,没趴下,踉踉跄跄,过了一关又一关,总算站住了。捷克”

1977年,刚刚35岁的保育钧被提拔为人民日报社科教部主任,原主任主动让贤,退到副主任位置。可每次碰到重大选题,保育钧就会把几位年长的记者、编辑请到桌子旁,告诉他们自己是晚辈,选题如何报道由几位老人决定,自己只负责执行。

上世纪80年代中期,《人民日报》因为一篇讨论农业思想现代化的文章惹怒了一位老领导,保育钧被要求去向这位老领导“报告问题”。到了现场,除了这位老领导,还有中宣部、农业部两位部长在场。保育钧侧身坐在他旁边,挽着领导的胳膊笑着说,“我就是来听您意见的”,然后细声细语地解释报道的来龙去脉。

在朋友的印象里,体格健壮,性格爽朗的保育钧就像一个“铁人”,很少看到他倒下的时候。可去年11月,他的老伴儿张映霞去世后,这个铁骨的汉子一下像变了个人。

老伴儿去世后,人民日报社的老同事张宝林打电话慰问,保育钧声音呜咽颤抖,几乎不能自持。挂掉电话后,保育钧又主动打了过来,他忘记刚通过电话,又把刚刚结束的通话讲了一遍。

在他夫人的追悼会上,保育钧本该在家属区站立,接待吊唁的人。可他突然走到老伴儿遗体旁边,自言自语:“你看她像睡着了一样,像睡着了一样。”

他会经常给同事倾诉,老伴儿去世后,晚上睡觉时手习惯地往身旁一搭,发现是空的,“我的心也跟着空了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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